徐韦从洗手间回到座位上，他瞥了一眼旁边的那个男人，穿着灰呢子衬衫，从上火车开始这人的视线就好像没离开过桌上那瓶矿泉水，从瓶盖到瓶身上的商标。徐韦似乎放松了许多，“我刚才在洗手间里手淫了！”。在说出前半句时故意压低了嗓门，话音刚落到第二个手字时环顾了四周并没有一个人听见，便略带成就感地提高的嗓门。“哦，”我还没准备说下一句话，他就插了一句“真有那么一当儿怎么也出不来，这火车摇摇晃晃地把我憋得紧呀”！“去你妈的。”我还惦记着论文的事，虽然已经把稿子给导师了，但心里始终放不下什么。两个小时挤出来的一篇狗屁文章就把大学四年总结了，我怎么也不相信自己。
“还在想论文的事呀？”徐韦明显看出了我的心思，“要不进去开一枪？”
“去就去，谁他妈五分钟出来是龟儿子。”这时我已经在去洗手间的路上了，一个奇怪但很模糊的念头从车边闪过。我回到了座位，“谁他妈和你去一个地方”。我瞧了瞧车厢的另一头，厕所的指示灯是暗的，暗得就像蒙了几千年的灰尘。没日没夜地闪，那股新鲜劲儿早落在了成都到兰州的某个中转站上。不过它却要庆幸自己不用忍受那些将长途的怨气只能发在厕所门上的旅客。灯的使命不是一开一闭么。我费了些力气才把洗手间的铁门拉开，并使劲往窗外靠，以便给门留出空间来关上，刚拉开拉链。我回头检查了一下门已经反锁。狭小的空间已经给我准备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支点，疑虑了半响，我望了望窗外，满目的戈壁，想起了电视里的情景，看了看天花板，应该没有什么针孔摄像头之类的吧？即使有，我低下了头，只要脸别被拍到就好了。
我回去时，徐韦一脸忧愁。“给你妈打电话了？”他没有回答那答案便是肯定的了，“给她说了？”此时我内心不知是源于好奇还是因为想知道结果后羞辱他一番，迫不急待地把脸挨了过去，并故意减小的声音，表示我已经准备好听答案了，“她说什么了？”
“她说‘哦’”。
“什么？”其实我听清楚了，只是很不满意这样的答案，骨子里认为当一个母亲知道自己辛苦养大的儿子是个背达尔文主义的同性恋时，反应需要更劲爆一些的。
“她就说了一个‘哦’字，问我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其实我之前准备的所有台词都因她这样冷漠的反应，没了立场，所以只好说没了。”
“谁先挂电话？”我总希望还能挖出更多的料来。
“这有区别么？”
我知道他是故意想套我，“当然有区别啰！如果她先挂说明她已经开始怕你了，在还想好怎么面对你之前断掉任何联系对大家都有好处；如果她在等你挂线，说明她还没有想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希望你还可以给她更多一些线索。”
徐韦不屑地给了我一双白眼，“那是先挂好呢，还是后挂好？”
“当然是先挂好啰，说明她这时已经有开始有准备了，或者之前就对这种事情有所了解。如果她后挂，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来面对你。”我很嘴贱地加了一个问题“你家里不会有哪个亲戚也是同性恋吧？”
他本已经快说出来，又把快挤出嘴半个字的话收了回去，在脑海里过了一遍，最后才说“应该没有吧……我觉得应该没有，难道这和基因有关系？”
“谁他妈都知道你是因为班上来的那个新生，我是说如果你亲戚谁也是的话，那你母亲肯定就已经有了一些思想储备在那里，只是没想到自己儿子也是吧。”我并不想把这个问题复杂化了，说“其实你也知道我这人嘴巴贱，乱弹琴而已，别当真哈！”最后还故意把语气装得比较客气一点，少了些挑衅。再说了我这最好的哥们儿看破了红尘多多少少和我自己也有些关系，说不定下个月大家各奔东西后再也不联系了，那就亏大了。
手机突然响了，还没拿出来就说“肯定是丫头打来的，我去后面接个电话。”回来后我看他还是有点难过，专注地看着窗外的电线，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时心呆在哪个角落。我从未试图去改变他对这一切的看法，也无心过问他那些伤心往事，更不用说拿我自己那些乱事来证明我所谓的生存状态是多么多么优越。用了很久我终于释然，生活和生存最大的差异便是前者要背负的责任和压力要大得多。不经意间，那种由不得你丝毫挣扎的无形脚拷便让你耽溺于现有的状态和环境，无法挪动半步。我总以为徐韦如果真需要我时，他一定会给我说的，长期以往我只需要在他心目中成为那个随时为他准备着的知已。我或许已经了解了他，但并不愿意对这种了解妄自评头论足，那对我来说便会让我们失去仅有的自由空间。我是相信着一种可能的，他并不在乎自己是属于什么，也无所谓在世界上能否找到一个约定俗成的圈套来把自己定义。但我们终究还是孩子，无论内容多么坚强总放弃不了对过往错误的偏执。
“我好害怕。”他突然打断了我，我此刻的目光远在窗外的戈壁，却不想回过神来，一只毛驴矫情地啃着什么，因为地上什么也没有，除了骆驼刺还是骆驼刺，它那方形的脸和灰不溜秋的地面形成了突出的对比，越来越少的绿色，越来越多的冰凉。它真的能感受到的，像戈壁上的天空一样忧愁，尽管没有云朵，尽管干净得不见一只飞鸟，这种漠然好可怕，感觉把整个身体都包围了，你从未想过要挣脱，那种没有束缚的束缚感让你无所谓挣脱了。我想起了新疆的那些劳改犯们，茫茫大漠，任凭你天大的胆也无法去奢望越狱的那一档子事，这种恶劣和无助唯一的反应便是内心压抑地哭上几声。当发现这种反抗不旦徒劳，而且还让自己瞧起来是如此卑微时，连这仅有的投降权力消释了，就像一滴水珠，不管多么缓慢的下落，一旦掉进沙漠便失去了任何价值，无论你自以为这种介入变得是多么的无私与慷慨。这次毫无计划的毕业旅行，我总想能在碌碌无为的四年后寻找到一些灵气。我假想的这种灵气也许能脱离于肉体，那些形式主义上的悖论。虽然这次旅行是我主导，来敦煌也是我提出来的，徐韦碰巧想回避一段时间，便与我一起坐进了北上兰州的绿皮火车。他这种表现出来的默契或多或少让我一直以来良心上的不安稍微得到一些缓冲，却无法根除我所顾虑的种种问题。我一直觊觎着像杰克凯鲁亚克那样能将青春残留的所有荷尔蒙都释放在路上。我们的确做到了一些，和被老板强奸后不得不回老家的打工女聊天，徐韦天生的那份悲天悯人的情怀让他能瞬间获得所有落迫者的好感，与他敞开心扉，无所不言。我成了一个默默无为的第三者，经常被他和他那滔滔不绝的陌路知己夹在中间，我却是多么享受这种过程。无心高处去打量他们的人生，也无心将自己分享。这是多么的自私和卑鄙，就像毒一般让我摆脱不了。
“害怕……是的，或许我们可以在下一站下车。”这显然不是出于哪怕有一丝为他考虑的成分，我开始厌倦了多达十个小时的火车，坐在固定的位置，看着变化式微的戈壁，能有一群绵羊就好了。
“可以多呆几天！”
“嗯，或者我们打个赌，如果你妈妈三天之内给你打电话我们就在下一站——不管是什么少数民族的自治县，不管是在那座雪山的脚下——呆上一个星期？”我无法掩饰自己厌恶铁轨的心机，我刚说出口便后悔了，我好像希望他妈妈永远也不回电话似的，然后就可以和这个永远没想过和他发生点肉体关系的朋友一直耗下去。
“哦。”他的语气很勉强。